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清的“红夷大炮”（明代后期的舶来品，曾是17世纪最好的火炮之一，算是“天朝不宝远物”规则的一个例外）和捍卫王朝尊严的斗志，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英军以蒸汽为动力的复仇女神号铁甲战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展示着新兴工业体系支撑下毫无悬念的碾压性军事优势。

鸦片战争是两种不同维度的文明——先进的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农业文明之间的一次世纪大碰撞，它的一个正面意义是把中国的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唤醒，让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探索在中国建立机器大生产方式的可行性，从思想意识上迈出让中国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

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非魏源莫属，他受林则徐委托编纂的《海国图志》强烈震撼了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源把鸦片战争的战败归因于器械不精、所守非地、所用非人，以及缺乏“伐谋”和“伐交”。基于这样的认识，魏源提出中国应该以自保为前提，伺机反击，战则需要训练水师，调集夷狄之仇敌相攻，并学习夷狄之长技——水师和火器来击败他们。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最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中国开明人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赶超西方的理性要求，是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路径的最早探索。

魏源写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对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批判。正如梁启超所评论的，“《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作为近代中国要求发展新工业的思想先驱，魏源名副其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内外交困。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制造和科学技术、积极兴办洋务的一批官僚崛起，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直面“此中国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形成了所谓的“洋务派”。洋务派继承并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地方权力优先发展军工，同时也发展了若干民用工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要求发展近代工业，主张“以商立国”“先富而后强”，工商为先，“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工业化主张。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梁启超则直言“机器固为富国第一义”。

进入20世纪后，张謇的棉铁主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都是中国有识之士在探索工业化道路上的宝贵思想结晶。

史学家分析，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90载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七个时期。第一时期：官营军工时期，1862—1877年。第二时期：官督商办时期，1878—1894年。第三时期：外人兴业时期，1895—1902年。第四时期：政府提倡时期，1903—1913年。第五时期：民营进展时期，1914—1925年。第六时期：官民合作时期，1926—1933年。第七时期：工业衰落时期，1934—1949年。

这几十年中国内忧外患，国力孱弱，无力抵抗外族入侵，丧失了大批领土和许多主权。尽管如此，现代制造业还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破土而出，艰难生长。

该时期从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三年（1877年）。这一时期军事工业勃兴，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清兵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得到了西方枪炮兵轮的支持，二是朝廷对两次鸦片战争受西方人武器侵凌之苦刻骨铭心。清室中兴诸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目睹了西方兵器在战争中的巨大杀伤力，遂竭力提倡发展军用工业。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首创洋炮局，为中国近代工业之滥觞。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造船厂前身），次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再次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造船所，1877年丁宝桢设四川机器局（后改名为四川兵工厂）。这一时期，朝野上下关注制造商品的民用工业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所兴办的兵工厂均由政府拨款创办。

该时期从清光绪四年（1878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1878年，左宗棠兴办兰州织呢局，奠定了中国商品工业的第一块基石，这也是近代纺织工业的先声。同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创办旗昌丝厂，是中国新式缫丝工业的先导。还是这一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等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12年后终于部分开工。1885年前后，无锡商人祝大椿开设立源昌商号，经营煤铁五金商业，开创了新式民营工业的先河。1891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伦章造纸局，同年张之洞设立湖北织布局，1894—1989年间续设纺纱、缫丝、制麻三局。1893年，盛宣怀在上海督办华盛纺织总厂。这一时期，日用品制造业日渐兴起，其中纺织业最引人注目。其间工业大多为官办，继因经营不佳，逐渐改为官督商办，间或有纯粹由商人自办的企业，但为数不多。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缔结，外国人开始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一时间外商工厂纷起，如英国的怡和、老公茂，美国的鸿源，德国的瑞记等纱厂相继在上海设立。继纺织业而起的是面粉业，如上海德商的增裕、哈尔滨俄商的满洲第一面粉公司。此外，外商还先后在各通商口岸设立了造船、机器、榨油等各类工厂。这一时期，外商势力日益强大，而国人不愿放弃办厂权利，集股开厂者也越来越多，如苏州的苏纶、无锡的业勤、宁波的通久源等纱厂接踵兴办，实业救国之谈风起云涌。

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终于醒悟：只是发展军工、一味练兵并不足恃，拯救国难非得振兴工商业不可，遂于1903年设立商部，大力倡导发展工商业。因美国排斥华工，国人抵制美货、提倡国货之心日益激奋，于是1903年天津设直隶工艺总局，1905年北京设“京师劝工陈列所”，各省开设高等实业学堂，厘定奖励章程，不遗余力地推进工商业的发展，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别开生面。此时，中国近代工业如棉纱、面粉、缫丝等均已确立基础，像毛织、火柴、水泥、造纸、印刷、电气、卷烟、机器、造船、玻璃、榨油、制糖等民生日用品制造业也在这十年间初具规模。这一时期，政府产生了工业化的彻底觉悟，国民也有了广泛的深切猛醒，收回外人控制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朝野上下都有振作中国经济的呼声和精神。这是中国工业化“百年破局”中难得的一段精进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商品来源断绝，次年国人又因“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强烈抵制日货，因此国内市场基本为华商所独占。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经济受到重创，不仅无法将产品运销远东，反而需要进口大量日货，因此中国市场上洋货竞争更少。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引发了抵制日货的高潮，使得日货也难以在中国市场上立足。这样的环境给予了国内商家发展工商业的良机，新厂设立得越来越多。以棉纺织业为例，1914年全国拥有100多万纱锭，1925年这一数字增至400万以上，11年的时间增加了近3倍。同时，1925年的“五卅惨案”激起公愤，提倡国货之声再度高入云霄，国内工业也再度获得发展良机。这一时期属于民营工业的兴盛期。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8年设立工商部，负责发展工商各业，修订相关法规，推行举办展览会，设立国货银行、商场，不一而足。据记录，参加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工厂达4000多家。此后又兴办国营工业，整顿私营工业，进行工业统计和注册，尤其是裁撤厘卡、实行关税自主，大大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发展。只是自1929年起，工业普遍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过总体而言仍在继续发展。

1933年后中国工业渐趋衰落，“九一八”事变使国内工业丧失了东北三省的广大市场，而“一·二八”事变又影响了东南部的市场。国民政府内的有识之士，如钱昌照、翁文灏等，力促成立资源委员会，作为对日备战的机构，仿效苏联、德国制定重工业三年计划。1936年，资源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业建设，一年多时间创立了21个工矿单位，分设于各个内地省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全面践踏神州大地，本就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遭到进一步摧毁，工业化进程大大延缓，落入山穷水尽的境地。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为抵御强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统计，仅工业方面的损失就达31亿美元（1945年币值）。抗战胜利后，工业新投资甚少，复工率有限，通货膨胀剧烈。

在中国先贤们进行工业化思想实验的同时，东南沿海等相对发达的地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现场实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一实验期居然漫长到超过百年，经历艰难的探索过程后，中国才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业发展正确途径。

1929年5月4日，上海《生活周刊》发表了题为《十问未来之中国》的文章，提出了十个问题，向未来的中国发问，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上引发了强烈反响。

文章的作者以“醉梦人”为笔名，他痛心疾首地设问：1.吾国之军权何时归一，分散之军阀何时湮灭？2.军人治政之权何时尽除，吾国之行政权何时统于中央？3.三十四国治外法权何时可废，吾国之司法何时自主？4.由北洋至宁府，元首概为军界强人，吾国何时诞生文人执政？5.吾国何时举行真正之代议选举，何时举行真正之国民普选？6.吾国何时可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7.吾国何时可自产水笔、灯罩、自行表、人工车等物什，供国人生存之需？8.吾国何时可产巨量之钢铁、枪炮、舰船，供给吾国之边防军？9.吾国何时可行义务之初级教育、兴十万之中级学堂、育百万之高级学子？10.吾国何时可参与寰宇诸强国之角逐，拓势力于境外、通贸易以取利、输文明而和外人？

作者写道：“吾举十问，实不知其答案。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文章刊出后，《生活周刊》共收到了4000多份读者答卷，对于未来中国十问最后的解决，持乐观态度的读者占15%，持悲观态度的读者占35%，其余读者的态度无明显倾向。

这沉重的十个问题，展现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面衰败的境况。在鸦片战争爆发近90年之后，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60余年之后，自产水笔、灯罩、手表、自行车等居然还是中国人心中的工业理想目标，大规模的钢铁和军工制造更是奢望。中国的自强、求富之路依然迷雾重重。

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探索改造中国之道，倡“行易知难”说，曾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设计过包罗万象、异想天开的宏伟计划。

1918—1919年间，孙中山写成《实业计划》，原稿为英文，题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后由朱执信、廖仲恺等译为中文，作为《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物质建设”。《实业计划》规模宏伟，是孙中山为实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构想的蓝图。

这一宏伟的建设计划由六大计划组成，第一次把经济建设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庞大构想——修建约16万公里长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长约161万公里的公路网；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开辟全新的北方、东方、南方三大世界级水平的商用港口；修建三峡大坝，“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发展新的钢铁冶炼、矿业与企业。他还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

促使孙中山提出如此庞大的实业设想的外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他看来，西方列强在“一战”期间开足马力生产，造成战后工业生产力与庞大金融资本的过剩，而中国可以消费战争生产剩余之大半，尤其可以利用美国的生产剩余。1920年，美国《独立周报》全文刊出孙中山的《中国人之直言》，文中明确提到：“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资本家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

然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从来就未能获得美国的承认与支持，何况他领导的革命自开始即与列强在华利益所依附的保守安定的需求相抵触，因而孙中山靠借助外援启动宏伟建设蓝图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无疾而终，是可想而知的必然结局。1919年3月，孙中山将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副本送交美国商业部与英国内阁，浑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1920年前后的中华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加起来也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5%，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化起飞所需的财政资金无从筹措，几乎可以说缺乏施行孙中山宏伟建设计划的任何条件，这是其《实业计划》胎死腹中的内因。

在一个没有实现民族解放，国家主权、金融主权、海关主权和贸易自主权近乎沦丧的国度，《实业计划》这样的恢宏蓝图，充其量只能是高瞻远瞩的革命先行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纸上谈兵。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制造业迈着自信而迟缓的步伐进入19世纪后，走过了一条由表面上兴旺发达转而暴露出本质上衰退落后的下降曲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突破了传统中国的闭关封海禁令，英国以武力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威力展示在国人面前，映衬出中国传统工业毫无招架之功的苍老无力。

为了“自强”“求富”，洋务派开办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和企业管理，揭开了中国新式工业的序幕。尽管过程极其曲折，且以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北洋舰队最终还是在甲午战争中灰飞烟灭，但洋务运动对国人进行了机器文明的启蒙教育，培养了最早的新式工业技术人才，首开兴办民族工业的风气，摸索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了一个“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的近代化工业建设小高潮，私营企业得到初步发展。政府开始颁布法令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设立农工商部，一反历代政府打击和抑制工商业的“重本抑末”政策取向，这成为中国工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第一批工业法典由此产生，开始注重新工业技术的推广和利用。据统计，1911年，中国工业经济中，新工业与传统工业的比例上升到了1∶7.6。辛亥革命后，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工业发展的政策，私人资本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市场进一步扩大。北洋政府采取自由主义的工业经济政策，国家对工业的干涉甚少，从而激发了私营工业资本的活力，整个中国的工业呈现自由竞争、全面发展的局面。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内工业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重视基础工业的建设，但由于国际环境剧烈动荡，新工业发展一波三折。而后，日本的全面入侵打断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民族工业的势头，在战祸横流、干戈纷扰的民族生存危机时期，工业生产再也没能得到全面、正常的发展。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在国际交通线几乎全部被切断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了工业生产，由前期的调查研究转入重工业建设，兴建了包括煤矿、石油矿、铁矿、铜矿、铅锌矿、锡矿、金矿、炼钢厂、炼铜厂、钨铁厂、机器制造厂、电工器材厂、无线电机设备制造厂、电瓷制造厂、水力发电厂等在内的厂矿企业。这些厂矿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份，为支撑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总体而言，历经百年沧桑，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的。从能够找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1894—1948年，产业资本在全部资本额中的比重由10.7%上升到46%，增加了约35个百分点；1920—1949年，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4.9%上升到17%，增加了约12个百分点。不过，若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化水平，尚未达到西方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时的水平。

内忧外患，局面残破；工业希望，亟待破局。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破局，数代人艰苦奋斗留下的直接的物质性工业遗产也许并不足道，但难以计数的仁人志士探索民族生存、自强求富现实途径的精神和努力，却给后来人留下了莫大的启示与激励。近代工业化百年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也给后人诸多教益。

旧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政局动荡不定，外侮内乱，军阀混战，日本侵略，战火频仍，缺乏安定的投资环境，使得工业化失去了稳步发展的前提条件。缺乏权威的软弱政府也不具备动员社会力量以保证工业化建设所需资本和资源供给的能力，无法有效地为工业化战略的实现保驾护航。近代中国缺乏产权制度，难有技术创新，技术上完全依赖外国。此外，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旧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是以国家资本工业化为中坚力量带动私人资本工业化的发展，前者对后者的限制和排挤，使得旧中国工业长期处于停滞格局或缓慢发展的状态，无法调动社会力量，因此旧中国难以实现工业化。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西方近代制度对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只有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实现民族独立，才有可能具备工业化所需的必要前提条件。

振兴中国经济、复兴中华文明的希望，历史性地寄托在了1949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