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结了中华民族长达一个多世纪饱受欺凌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推进大规模工业建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神州大地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虽然这一发展探索过程中也曾有过种种曲折，但这近 30 年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精神和物质成果，还是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做好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卓有成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对内大刀阔斧地荡涤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人民当家做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开启了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的新纪元，第一次真正具备了全民动员实现工业化建设的社会条件。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让以自耕农为主体的中国农民开始学习如何组织自己、形成社队。全民扫盲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国家工业化的强力意志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唤醒了全国民众而不只是少数精英阶层潜在的创造精神和民族制造精神。与 1949 年之前的社会相比，新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治理不再局限于中上层，而是深入社会基层、工厂车间、部队连排、农村社队乃至家庭，令行禁止，中央政府的政治治理政策和经济规划得以在全社会广泛传播，深入贯彻、实施和执行，这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局面，激发了全民建设国家的爱国热情，使得大规模工业建设的探索过程充满活力。

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考验。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尤其是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必须保持较高的“积累率”，实行消费紧缩政策，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面临西方国家的种种威胁、军事挑战和经济封锁，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更是雪上加霜，民众不得不节衣缩食，以保持国家较高的战备水平。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中国人民顶住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帝国主义封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在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就建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初步现代工业体系。追根溯源，其中最重要的动能来自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以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为代表的民族制造精神。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是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制造精神的激励下，中国的建设者们迸发出了无穷的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创造了中国工业化史上的许多奇迹，为中国最终迈入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1949 年后中国 30 年的工业化实践也证明：从中国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工业化建设，工业化进程就有可能顺利开展；反之，如果单纯从主观意愿出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工业化进程就将受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为缺乏经验，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不得不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力，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毛泽东文集》第8卷）。苏联模式的国家组织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以及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参考，甚至模仿的蓝本。尽管如此，新中国后来并没有完全直接照搬苏联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苏联经验在许多关键领域的应用，都根据具体国情进行了调整。例如，十月革命后，苏联采用暴力手段和强力行政措施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其变为国有。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则坚持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显示出通过和平、渐进的赎买方式走向工业化的特征。苏联的社会经济模式是在十月革命后为适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通过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于主要的经济部门以迅速增强国力而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不同规模的商品和市场，中间除一小段时间外，中国的计划经济并未把消灭商品和市场真正付诸现实行动，始终有“准市场”的存在空间，这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很大不同。

作为新中国的重点发展产业，制造业获得了巨大发展，1978 年的制造业增加值达到 1953 年的 13.41 倍，但发展并不平稳，历年波动起伏的幅度相当之大。制造业增长率从 1953 年的 30.5%，到 1961 年的 -40.69%，再到 1969年的 39.08%、1972 年的 -10.31%、1978 年的 14.19%，呈现出“几起几落”的曲折发展态势，如同坐上了忽上忽下的过山车。此间既积累了初步工业化的宝贵经验，又留下了欲速则不达的惨痛教训。

1953 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国家在经济上的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工业化的基本内容是：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工业的落后状况，提高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一五”计划完成之时，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展示出了工业化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1956 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在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胼手胝足地建设民族工业之时，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扩张产生的影响，世界工业产量出现了空前的增长。有经济史学家统计过，1953—1973年这 20 年间的世界工业累积产量，相当于之前自 1800 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产量；从 1954 年到 1975 年，世界工业产量年均总增长率达到引人瞩目的 6%。这一变化的根源，可以归于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农业向工业的不断转变、把国家资源纳入计划经济之中，以及工业化扩展至第三世界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

反观中国，尽管经济增速不慢，但由于人口暴增——到 1978 年，中国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 22.3%，而 GDP 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4.9%，仅比 1952年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这一年，中国的人均 GDP 水平只有世界平均值的22.1%，相比 1952 年还少了 1.7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 年（修订版）》，安格斯·麦迪森著）。就这一时间节点来说，赶超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显然还是非常遥远的，实现还是非常渺茫的。

回望 1949—1978 年这 30 年，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既上演过辉煌岁月复兴曙光的凯歌行进，也经历了曲折发展时期的波折起伏。然而，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工业化的复兴曙光终于普照中华大地，初步工业化的探索实践建立起了以重工业为主的、较为完整的自主现代工业体系，为 1978 年后的加速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