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创新与变革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近期，中国借助访问非洲、全球发展倡议、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契机，相继提出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数字非洲”等合作重点，表现出中国顺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潮流，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数字合作、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愿景。

当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断深度融合，全球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总体水平加速提升。由于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全球面临着数字发展和治理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

（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脆弱性国家数字发展仍较滞后

在数字发展的硬件条件方面，过去20 年中，电信基础设施的有效部署推动了互联网迭代更新，实现了用户的联网需求。从有线接入到移动接入，从拨号上网到光纤到户，电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互联网以更便宜、更方便、更快捷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普及。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最新数据，2023 年全球有54 亿人联网，约占世界人口的67%，与2022 年相比，联网人口增加了1 亿， 同时可负担性有所改善。其中，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率超过90%，发展中国家互联网使用率也达到57%。总体上看， 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快速部署，逐渐呈现规模化、集约化特点，为全球数字发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然而，应当注意到不同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互联网服务的快速普及主要出现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电信基础设施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利用、认知度等方面的进展依然缓慢。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的普通消费者来说，最便宜的移动宽带费用是全球平均价格的六倍多，需花费平均收入的6%，其负担大、可及性低。长此以往，极易形成国家间、城乡间巨大的数字鸿沟和经济差距。

（二）发展中国家数字化愿景强烈，弥合数字鸿沟任务紧迫

尽管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起步较晚，但多数国家对数字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共识。在新冠疫情期间， 大部分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数字方案以缓解疫情给贫困地区带来的冲击。例如，开展紧急线上转移支付，避免现金支付中断使弱势群体陷入经济困境；推进线上教育，防止教学大面积停滞；探索电商合作，为农产品销售寻找出口等。这一系列实践和经验为强化数字发展理念、探索数字发展规划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时期，发展中国家并非停留于疫情期间的“碎片化” 数字实践，部分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已相继推出中长期数字发展规划，通过顶层设计引导数字发展投资。例如，《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2021—2024 年印度尼西亚数字路线图》《肯尼亚数字经济蓝图》等战略文件均积极嵌入“以数字促减贫”的发展理念，希望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推动粮食安全、卫生健康、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的资源仍较匮乏，而数字合作需求空间巨大，亟须得到国际社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三）传统援助方愈加青睐数字合作，以抢占全球治理变革先机

在提供援助的趋势方面，现阶段，美国、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前沿，在市场、技术、规则领域占据优势，已基本形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三极格局。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远远落后。为避免弱势群体被排除在数字生态系统之外，国际社会呼吁加大援助力度，尽快扭转发展中国家数字赤字局面。联合国、欧盟、非盟等多边组织以及传统援助国已相继部署行动方案，探索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途径和方法。随着数字逐渐成为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新变量，传统援助国纷纷加大数字援助力度，以抢占全球数字合作空间。

数字作为可持续发展新动能、新载体的功能已基本成为全球共识。当前，虽然数字援助还尚未规模化、主流化，但由于其具有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层面融合度高、提质增效快等特征，业已跻身国际发展合作中并占据重要地位。

（一）顶层设计：抢先部署数字发展合作战略， 建立数字合作管理机制

近年，美国、英国、联合国、欧盟等传统援助方陆续出台数字发展合作战略、政策或方案，呼吁发展中国家抓住全球数字化发展机遇，并从数字基础设施、法律法规、技术研发、融资等方面提供援助。其中，美国是新冠疫情后首个制定数字发展合作战略的传统援助国，其数字发展理念、规划布局、伙伴关系等将对其他盟国产生影响。传统援助方加紧战略部署出于多重利益考虑：一方面，虽然数字技术发展迭代更新加快、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但全球数字合作尚处于摸索阶段，总体进程缓慢。因此，传统援助方亟待将数字优势融合于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其成为塑造全球影响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需求旺盛，亟须跟上数字化潮流，然而受制于数字技术短板，数字发展的供给严重不足，需要从外部获得资金和技术，以防与发达国家形成断崖式差距。传统援助方部署战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不仅能够缓解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的供需矛盾，也有利于在全球数字合作中抢先渗透数字思维，布控有利局面。

美国、日本、世界银行等援助方基于数字发展合作战略需求，纷纷增设数字发展机构，选取重点合作领域，培养外交人员的“数字思维”。以美国为例，在管理机制上， 美国已搭建了以全球发展实验室（GDL）和美国国务院为主导，以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贸易发展署（USTDA）、千年挑战公司（MCC）等为辅的跨部门管理协调机制。总体上看，主要援助方在数字发展合作的战略布局已从法律法规、国家数字战略等宏观层面纵向延伸至机构、领域、行动计划等微观层面，呈现出统筹兼顾、多举并重特征。

（二）数字竞合：抱团搭建数字合作平台，塑造全球数字伙伴关系

主要援助方致力于联合建设伙伴关系，促进有关数字发展的全球知识交流。目前，世界银行集团打造了三个平台：一是数字发展伙伴关系（DDP），这是一个数字创新和发展融资平台，汇集了公私合作伙伴，以促进数字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二是发展识别倡议（ID4D），通过分析、评估和融资，促进数字识别系统的建立，为10 亿人解决没有官方身份的困境；三是数字登月计划，支持非盟促进非洲大陆数字转型，提高非洲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世界银行集团通过融资、技术合作、理念传播等方式，在数字援助领域走在国际前沿，其相关援助效果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传统援助方在伙伴关系搭建过程中，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为应对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美国从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协作，到强调人权、民主价值观、重返亚太等方面多管齐下，挑弄意识形态分歧，压制中国的数字领导力。第一，以法案排挤中国数字影响。《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指出， 将组建由大使级官员任领导人的跨部门技术伙伴关系办公室，寻求性价比更高的数字领域替代方案来减少伙伴国对中国的依赖。第二，加大对盟国、伙伴国的资金援助。美国将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协调委员会(GICC)，通过融资、资金援助、技术援助等方式，协调各机构支持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建立排他性的伙伴关系。美国与日本共同发起“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致力于加强与日本等国在东盟网络安全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利用数字互联互通促进人权，打击数字保护主义和敌对国家对数据的“非法”使用。这一系列举动反映出，在全球开展数字合作的初期阶段，数字援助已成为西方大国塑造数字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且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三）“双刃”效应：数字实践效果显著，仍需警惕数字潜藏风险

在过去较长的时间内，数字仅和电信、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密切关联。随着经济部门交互发展， 数字逐渐渗透、融合于广泛的实体产业，大大提升了相关产业的产量和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现阶段， 数字发挥的引擎效应已从经济层面逐渐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覆盖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发展领域，成为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动力。例如， 作为数字贸易的典型形式之一，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兴力量，对于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电子商务具有低门槛、低成本、宽平台的优势，为不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对电子商务的重视与日俱增，跨境电商迅速兴起。据Statista 预测， 非洲电子商务市场的收入总额将由2023 年的230 亿美元增长至2027 年的591.8 亿美元。同时，数字援助潜在的风险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移动电话、社交媒体是开展危机响应的重要信息来源，移动支付比传统现金方式更快速、安全、透明。但数字手段在难民、流离失所等弱势群体的身份、隐私保护方面存在较大风险。在国家安全合作方面，开放、可靠的互联网有助于言论自由，增进民主价值观在伙伴国间的传播，但网络安全漏洞给暴力极端分子留下制造恐怖活动的机会，特别是利用网络激化种族仇恨、招募恐怖活动人员、非法筹集资金、非法使用加密货币等。在国际贸易和商业合作方面，数字技术极大地缩减了商业运作时间和成本，提升了国际商品流通效率，但许多政府采取保护主义的数字贸易政策，如强制性技术转让、强制性产业标准等，延缓了数字化贸易的发展进程。在获取信息方面，数字技术为公众、政府、企业带来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但虚假信息、负面舆论也给公众认知、政府公信力、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当下， 如何利用好数字“双刃剑”，是国际社会推进数字发展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是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 年显著高于同期GDP 名义增速。数字发展为中国减贫事业、民生发展加码赋能， 同时为中国参与国际数字发展合作注入新动力。

（一）参与全球数字发展治理

中国于2015 年提出“数字丝绸之路”，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共建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共享、促进信息技术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截至2023 年， 中国已与20 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联合有关国家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等，同时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这些重大举措表明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数字发展治理。

（二）帮助改善数字基础设施

中国过去为亚非国家援建了大量通信、互联网、电子政务、智能交通、卫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为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据大西洋理事会统计，华为、中兴通讯共同参与了非洲约80% 的3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非洲经济数字化转型项目的落地实施。以宽带骨干网为例，中国援建坦桑尼亚国家ICT 宽带骨干网项目使坦桑尼亚全国电话资费降低58%，互联网资费降低75%， 偏远农村地区也能享受到现代通信的便利性。

（三）培养数字创新发展人才

中国通过联合科研、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理论培训、实地教学、教材开发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破解数字创新人才瓶颈。以卫星与航天人才培养为例，中国陆续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建立数字航天合作关系，通过分享卫星资源、卫星设计研发技术，培养非洲航天人才。当前，在“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支持下， 中国正实施“国际杰青计划”“藤蔓计划”等一系列项目， 加强中非远程教育合作，进一步支持非洲培养数字领域优秀青年，鼓励中国企业加强与非洲创新人才的交流合作。

影响数字发展合作有效性的因素错综复杂。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巨大的市场需求、日益完善的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良好的营商环境、活跃的服务供给， 以及各方的积极行动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水平相对低下，缺乏精细的组织能力，难以推动数字活动全民化。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受援国，打造全方位的数字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过去，中国在投资光纤骨干网、电子政务等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为受援国提供了一定经验。未来，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继续改善硬件设施的同时，也需要更多从软性援助和解决方案入手。

一是开展顶层设计，部署数字合作战略。在坚定不移做好自主科技研发的前提下，加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国际合作战略，通过前瞻谋划领域布局、国别布局、方式布局，逐级推进数字影响力，主动适应国际发展新格局。二是开展能力建设，加快培育数字技术人才。依托已援建的职业技术学校、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奖学金项目、数字企业培训平台等，积极向受援国传授数字化管理运营新理念、新方法，增强当地“造血”功能，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三是注重因国施策，科学甄别示范性项目。精准识别受援国发展需求，选取减贫示范性强、发展潜力足的民生领域开展数字合作。对医疗、教育、农业等援助项目开展运营管理数字化改造，提升巩固援助效果。四是推进政企合作，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加强对外投资政策引领，支持企业创新国际发展合作模式。探讨以对外援助为先导， 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和管理优势，支持数字化领军企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