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发布时间：202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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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经济导刊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能和构筑国家新优势提供了重要指引。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成为大趋势、我国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的内涵和特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需要针对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综合施策，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作为人类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客观力量，生产力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生产力变革带来社会生产方式、资源获取和配置方式、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等全方位的巨大改变，由此推动人类文明从一种形态走向另一种形态。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所依赖的技术支撑和工具各不相同。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福建省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工人在生产线上赶制订单。图/中新社
从石器刀耕到大机器生产再到机器替代人工，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生产力的跃升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技术创新则是推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当关键性技术实现突破，必然引起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从而产生新质生产力。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18世纪，瓦特制造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法拉第、爱迪生、特斯拉等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20世纪40年代，诺伯特·维纳、艾伦·图灵、冯·诺依曼等奠定了控制论、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基础，人类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使得世界成为“地球村”；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迭代创新的技术与商业创新紧密地联系和融合在一起，相互影响，从而引发产业创新，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推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曾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她看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技术革命驱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技术-经济”范式，每一次历史发展的巨潮都可以被看作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在这个过程中，新范式要突破原有社会制度体系的阻碍和束缚，在对原有社会体系进行颠覆的同时吸收技术革命的新范式，人们也将逐渐摒弃旧范式并接受新的组织规则，新范式与新形成的社会制度框架重新耦合。技术革命除了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创新集群的突破外，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技术突破了它们最初发展的产业界限，传播的范围更广阔；二是旧范式的潜力被耗尽。只有当信息革命的财富创造潜力接近极限时，新技术革命才更有可能发生。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社会经济层面的变迁，还意味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马克思曾通过对“蒸汽机”“珍妮走锭精纺机”“手推磨”“蒸汽磨”的描述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阐释了生产力革新引发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一方面，技术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力变革，在于其对生产要素与劳动过程的改造，并构建起新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可以成为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加速器”；反之，则可能成为新技术应用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技术创新与社会制度变革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笔者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深化高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和融合性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具有以下五个主要特征：
第一，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技术为支撑。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技术创新是生产力水平跃升的关键因素，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性技术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动因。近年来，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到大数据，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催生出新产业，进而再形成新的生产力。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出深度交叉融合、高度复杂和多点突破发展的态势。同时，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也在新技术的作用下进一步扩充与延伸，形成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
第二，新质生产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历史上看，在技术驱动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变迁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推动作用。在“新技术诞生—关键生产要素变迁—基础设施、产业、生产组织形式、商业模式、制度框架等适应性改变—社会经济变革”的路径下，科技革命与经济变革之间存在着周期性的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以数字形式存储和流动的数据要素，因其独有的低边际成本、强渗透性和融合性等特点，可以推动生产工具和设备、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不断优化升级，推动物质生产力创新。
第三，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在过去的工业化进程中，更多的是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形势下，以依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弊端更加凸显，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就必须从科技创新中寻找新方法、新路径，以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第四，新质生产力以深化高新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为新型通用技术，随着通用技术应用模块化的实现，其对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自身的“赋能效应”上。依托技术应用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一切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领域，都属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范畴。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也是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和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新赛道。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形成新质生产力，运用新成果、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第五，新质生产力的经济社会影响具有广泛性和革命性。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具有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完全不同的特性，如非稀缺性、参与主体多样性、非均质性等。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新材料等新一代技术与数据要素共同作用下，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重塑变革持续推进，由此产生的影响不只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范畴，还对人类社会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组织运行和社会制度体系等都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持续深入的新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形成历史性交汇。面向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重要战略机遇，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北京朝阳区国贸夜景。图/常昌盛摄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顺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互联网作为新基础设施的作用，发挥数据、信息、知识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这是在深入洞察数字技术发展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等理论的重要拓展。20世纪中后期以来，现代信息技术与工业化进程的融合日益加深，并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呈现加速态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产业布局调整步伐加快。时至今日，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得到不断拓展和深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全面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
从技术经济的视角看，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技术深度交叉融合，技术创新呈现多点突破和群发性突破的态势，并不断开辟出新的巨大增长空间；二是技术应用创新迭代加速，在诸多产业领域的应用趋于成熟，催生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并快速渗透至制造、能源等传统产业领域，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应用驱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全面跃升；三是数据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相并列的重要生产要素，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已经并将继续重构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结构，社会制度体系将出现深刻调整；四是科技革命与产业联系更加紧密，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趋势已经形成，并加快重构现代产业体系。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构筑新竞争优势和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
放眼全球，世界正在经历剧变。一是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世界经济发展较为低迷，预计2021—2035 年，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3%左右。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进一步放缓，整体增速大约为2%，低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兴起，一些发达国家采用加征关税、建立区域联盟、出口管制等手段，对新兴市场和国家实施打压和密集封堵，以维护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重构，呈现出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数字化加速发展态势。二是全球范围内围绕科技制高点的争夺战日趋激烈。数字经济成为大势所趋，技术、数据、知识、人力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作用凸显，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高新技术与产业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竞争和博弈的焦点，国家之间围绕关键技术、数据和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主要国家纷纷出台更加积极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力争在新一轮竞争中拨得头筹。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实施“小院高墙”战略，推出《芯片和科学法案》，组建芯片“四方联盟”，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封锁措施。为此，加快聚集各方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和突破，持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我国保持科技自强自立、有效应对各种打压和挑战的必由之路。三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并呈现“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新一轮产业转移加速重塑世界经济版图，传统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群体性崛起，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日益成为研发和高端制造领域的重要参与者。预计到203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实践回应
当前，我国已迈入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如何走出一条顺应大趋势、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发展目标、已有基础和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等多种因素。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体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都显著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文化体验等多个方面，因而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环境质量、法治建设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支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已经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拥有了良好的基础。但长期以来以低成本劳动力、外部市场和资源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越来越大挑战，自主创新乏力导致一些关键领域出现“卡脖子”危机，叠加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全球产业链出现调整等复杂的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显得尤为迫切。因此，充分发挥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驱动作用，坚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聚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是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推动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深入和广泛应用，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全面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