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数字化发展迅速。”董小英表示，根据其团队对企业尤其是领先制造企业的深度案例研究，产业数字化最先解决的是传统企业内部管理与运营问题，进而逐步实现制造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达到生态数字化。“传统产业通过可量化、可视化、规范化、透明度高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管理体系、人员素质、运营效率都能因此得到重塑和再造，效率大幅提高。”此外，产业数字化还有助于传统产业提高打造数字化智能化供应链能力，在去全球化趋势下补链、强链、控链，在价值链重塑中发挥主导作用，充分释放知识和技术红利。董小英表示，在产业数字化领域中，已经出现不少应用场景，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提速扩能，还会有更多场景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涌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需要大力鼓励和支持。

在数字产业化领域，“中国需要一大批在核心技术中持续深耕的企业，成为专精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并通过产业联盟在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董小英表示，尽管我国许多的电信、互联网、平台技术企业已经走在国际前沿，但在数字产业化领域，中国还面临诸多“卡脖子”问题。科学技术知识积累周期长，投资回报相对延迟，只有走在最前沿，掌握独门绝技才会有人埋单。“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追求赚快钱，而是要潜下心来，不断积累知识、技术，将其迭代整合为客户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厚积才能薄发，让优势更持久。”

“社会数字化是更重要的层面。”董小英认为，社会数字化与国家、区域、城市、行业数字治理和数字创新密切相关，近年来推出的数字货币、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及智慧交通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能够降低社会的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和信用成本，有利于社会整体运行效率的综合提升，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和空间广度，社会数字化潜在价值巨大。

“5G、双千兆和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我国在这方面具备独到优势，它们作为一种战略通用技术，能够引领大量激进式、颠覆式创新，甚至有改变传统游戏规则的能力。”董小英以高速公路的修建类比新基建，“公路网建起来之后，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车辆在上面跑，才会让各种资源实现流动和共享。”

我国现在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算力规模居全球第二，底座的搭建及应用已经取得瞩目成就。但董小英认为，这还只是新基建及数字技术发展利好之处的冰山一角，“作为一种前瞻性战略投资，从投入产出来看，我认为它仍处于早期，蓄势待发的机会现在还没有完全到来，对此，我们要有战略定力和耐心。”

董小英认为，当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流程和模式产生深度融合，关联要素被数字化并逐渐整合到工业平台上时，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模式及其价值才会逐步呈现，这也是其竞争优势和投资回报将要“浮出水面”的时候。对此，她建议，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信息通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需要深入传统产业，与行业专家合作，根据场景需求实现深层的资源组合和价值共创，并将相关业务痛点、难点、堵点转化成技术投入的增长点。同时，董小英也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信息通信业作为数字经济赛道上的中流砥柱，也应通过机制创新和内部创业，鼓励有企业家潜质的人才探索新的技术和业务增长点。